第19届圣加伦（St.Gallen）国际乳腺癌大会（SGBCC 2025）于2025年3月12日～15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多位中国乳腺癌领域专家奔赴维也纳，共同参与了这场春天的盛会。会上，肿瘤瞭望特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肖志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宋振川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慧敏教授、贵黔国际总医院杨新华教授共聚而坐，分享参与此次盛会的感受及会议进展，并就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
编者按：第19届圣加伦（St.Gallen）国际乳腺癌大会（SGBCC 2025）于2025年3月12日～15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多位中国乳腺癌领域专家奔赴维也纳，共同参与了这场春天的盛会。会上，肿瘤瞭望特邀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肖志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宋振川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慧敏教授、贵黔国际总医院杨新华教授共聚而坐，分享参与此次盛会的感受及会议进展，并就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患者治疗中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
SGBCC盛会现场，三位专家共话参会体验与感悟
肖志教授：SGBCC作为早期乳腺癌领域极具权威的学术盛会，不仅吸引了全球顶级的学术专家，更在推动早期乳腺癌治疗水平提升与学术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宋振川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慧敏教授、贵黔国际总医院杨新华教授来到SGBCC现场。三位专家将与我们共同剖析本次大会内容，深入探讨前沿进展。
各位教授，本次参加圣加伦国际乳腺癌（SGBCC）大会，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参会的体验和感受？
宋振川教授：SGBCC是世界乳腺癌领域著名的会议之一，聚焦于早期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既往我曾参加过SGBCC大会，那时我们中国学者来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外的循证医学证据，以指导我们国内的临床实践。近年来，随着我国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医药领域的快速发展，我们已经从原来的跟跑、并跑，到现在在某些领域实现了领跑。自2007年以来，多部乳腺癌治疗领域的中国指南相继出炉，我们拥有了更加贴合中国乳腺癌患者实际需求的指南体系，不再仅仅依赖国外的数据和指南来指导临床实践。
得益于我国在乳腺癌领域的显著进步和发展，本次大会特别设立了“Voice of China（中国之声）”专场，以展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专场座无虚席，这不仅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学者的卓越成绩，也体现了国外学者的广泛肯定和高度评价。
张慧敏教授：作为一名青年医生，我是首次参加SGBCC大会。在此次参会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SGBCC大会不仅仅聚焦乳腺癌早期诊疗领域的最新进展，更重要的是其在整合这些新进展时还聚焦于临床诊疗过程中的难点或争议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问题，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会展开讨论，分享个人的经验和观点。大会设置了辩论环节和现场投票环节。过去，我们青年医生更多是通过学习会后的投票结果来指导临床实践，而这次参会让我亲眼见证了这些投票结果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背后的证据和世界顶级专家的思考。
杨新华教授：我是首次参加St.Gallen会议，我对这次会议的总体印象一是规模大，第二是水平层次高，第三是中国的声音越来越洪亮。圣加伦国际乳腺癌大会是世界顶级的乳腺癌会议之一，它的规模非常大，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生、学生、企业代表、还有研究者参加了本次会议，规模非常之大，内容也非常丰富。
这个会议的特点我觉得一个是主题非常鲜明，就是具体针对早期乳腺癌的诊治和研究；第二就是有一个投票环节，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由专家团针对有争议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投票，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一个共识，这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中国的面孔和中国的专家越来越多，中国的声音也越来越洪亮。徐兵河院士、邵志敏教授、江泽飞教授分别参与了大会和中国之声专场的主持，这次会议上殷咏梅教授也进入了专家投票团，成为专家投票团的成员之一，这体现了我们中国在乳腺癌领域的水平和影响力。
另外，在这次大会颁奖的七名壁报获奖者中，有3名来自大陆的研究者、还有1名来自我们台湾省的研究者获得了壁报奖，这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乳腺癌研究领域后继有人，后生可畏，未来可期。
01
SGBCC大会揭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趋势：ADC药物在辅助治疗的应用、降阶梯治疗
肖志教授：正如三位教授所谈到的，SGBCC大会聚焦于早期乳腺癌诊疗的临床难点和热点话题。中国学者在这次大会中积极发声，展现出了中国的力量和风采，从最初的跟跑到后来的并跑，再到如今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中国学者在乳腺癌学术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请问宋振川教授，从本次大会的学术内容来看，您认为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诊疗领域的主要发展趋势有哪些？
宋振川教授：近年来，HER2阳性乳腺癌诊疗进展迅速。随着大分子单抗、TKI和ADC药物的不断问世，从晚期到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策略逐渐升级。正在进行的DB-05研究将挑战由KATHERINE研究确定的T-DM1强化辅助治疗标准，T-DXd能否改写HER2阳性乳腺癌早期治疗格局令人期待。
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主题是早期乳腺癌的降阶梯治疗。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的降阶梯治疗，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手术降阶梯。根据SGBCC会议的相关讨论，对于达到pCR且无广泛钙化灶的患者，只需进行活检即可，豁免腋窝手术是当前的诊疗趋势，而对于有广泛钙化的患者，还需通过活检来证实是否能达到pCR，以决定是否能豁免手术，但这需要更多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另一方面是药物降阶梯。对于小肿瘤（如肿瘤小于3cm）的患者，无论是新辅助治疗还是辅助治疗阶段，双靶治疗都是标准的治疗方案。在辅助治疗阶段，我们是否可以考虑对小肿瘤患者进行降阶梯治疗，给予单靶治疗？APT研究数据显示，这是可行的。同时，正在进行的DB-11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探索空间。该研究将患者分为三组：T-DXd单药治疗（A组）、T-DXd后序贯THP治疗（B组）、ddAC-THP治疗（C组），主要终点是pCR率。我们期待该研究能为临床提供毒副作用更小、疗效更好的“去蒽环”乃至“无化疗”的抗HER2新辅助治疗方案。
02
SGBCC大会揭示早期HR阳性乳腺癌治疗趋势：精准筛选治疗人群、探索免疫治疗潜力、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
肖志教授：确实，对于HER2阳性乳腺癌的治疗，我们有大分子单抗类药物、小分子TKI类药物以及ADC等多种选择。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针对具体的临床问题，实现精准把控，通过降阶梯治疗策略，既确保患者的疗效，又尽可能减少毒副反应。
同样，本次大会对于HR+/HER2-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也进行了讨论。张慧敏教授，从本次大会的学术内容来看，您认为早期HR+乳腺癌诊疗的主要发展趋势有哪些？
张慧敏教授：HR+乳腺癌患者占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绝大部分，因此，就HR+乳腺癌患者的早期治疗而言，无论是新辅助、辅助治疗，都是我们持续关注的重点。通过此次学习，我个人感觉HR+乳腺癌诊疗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当前应用的治疗方案，如何更加精准地筛选适用人群并个体化地确定治疗时长？比如当前临床中有多种CDK4/6抑制剂可供选择，如何更加个体化地确定CDK4/6抑制剂的获益人群和治疗时长？如何利用ctDNA等生物标志物来筛选高复发风险人群？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探索的方向，在没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的情况下，对于某些患者，我们也可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尝试。
第二个方面是在HR+乳腺癌患者中探索免疫治疗的潜力。在HR+/HER2-乳腺癌中，我们也看到了免疫治疗的潜在价值和获益趋势。未来，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研究数据的公布。此外，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探索或新型药物的研发，也是HR+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重点探索领域。ADC类药物，如HER3-DXd或T-DXd等可能为我们后续的治疗提供更多机会。新型内分泌治疗（如口服SERD类）药物，也是HR+早期乳腺癌患者探索的方向。
第三方面，基础和转化研究向临床的延伸。HR+乳腺癌患者人群规模庞大，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精准亚群可以进行分层和分类治疗？本次大会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也就其团队开展的HR+/HER2-乳腺癌的SNF分型进行了主旨报告，希望我们能在基于标准的4分型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其中是否存在能从免疫治疗或其他治疗中获益的潜在人群。
总结来说，我认为HR+早期乳腺癌的诊疗方向正朝着更加精准和个体化的方向发展，希望这能为我们的患者带来更加准确的治疗方案和更加确切的临床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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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BCC大会揭示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趋势：精准分型、免疫联合方案探索、ADC早期治疗探索
肖志教授：确实，本届大会关于HR+早期乳腺癌的讨论非常深入。我们不仅探讨了如何强化或延长已有治疗手段的效果，还关注到了新型ADC药物在其中的作用。我认为本届会议最亮眼的就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团队对HR+人群进行的再分型研究，这为我们更加精准地挑选患者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了可能。
杨新华教授，从本次大会的学术内容来看，您认为早期三阴性乳腺癌诊疗的主要发展趋势有哪些？
杨新华教授：我认为目前在三阴性乳腺癌方面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地精准分型。我们知道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预后最差的类型之一，但是它是一种异质性非常明显的一大类肿瘤，所以我们需要对三阴性乳腺癌进行进一步的细分，进行精准分型，结合这种分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第二个趋势是在新辅助治疗上。我们知道三阴性乳腺癌对化疗、免疫治疗等相对比较敏感，在新辅助治疗以后我们可以了解肿瘤对这个方案的敏感性，从而为我们手术以后的治疗方案是否需要调整提供依据。如果达到pCR，我们可以继续使用原方案，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疗效。如果是non-pCR，我们可以更换方案来进一步提高它的疗效。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免疫治疗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应用。我们知道，免疫治疗目前已经在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那免疫治疗一个是在术后辅助治疗阶段会不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第二个就是同其它的一些药物的联合，能不能提高免疫治疗的疗效，包括PD-1、PD-L1这些单抗同其它药物的联合应用有可能会进一步提高效果。
第四个方面就是ADC药物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应用。目前ADC药物还只是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中获得了批准，这些ADC药物具有很好的疗效。那在早期的三阴性乳腺癌中，它会不会获得一个好的疗效呢？如果把这些药物在新辅助治疗阶段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也许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尤其是在新辅助阶段有效以后，我们在后续辅助治疗里面如果进一步使用，进一步进行强化治疗，也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
04
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治疗中的潜力
肖志教授：从本次大会的学术内容来看，无论是HER2+、HR+还是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都围绕着如何精准识别治疗人群这一核心展开，“精准治疗”无疑是本次会议的关键词。随着精准治疗理念的深入发展，靶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领域的重要突破方向。近年来，ADC作为兼具靶向特异性与细胞毒性的药物，在乳腺癌治疗领域引发了广泛关注。
请张慧敏教授、杨新华教授和宋振川教授根据不同分子分型并结合临床诊疗经验谈谈，您认为ADC药物在早期乳腺癌诊疗中是否也有改变临床实践的潜力？
张慧敏教授：在HR+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治疗中，新辅助多药化疗的pCR率其实并不高，而且多药化疗会带来许多不可耐受的副作用，给病人的治疗带来困扰。因此，临床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当前，无论是原研的进口ADC药物T-DXd，还是国产的ADC类药物SHR-A1811，都在新辅助治疗阶段探索了单药或联合用药的疗效。TALENT研究首次探索了T-DXd单药或联合内分泌治疗在HR+/HER2低表达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T-DXd单药组的ORR率为68%，联合内分泌治疗组的ORR率为58%，这表明靶向HER2的ADC药物T-DXd在该患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临床潜力，需要进一步筛选获益人群。
河南省肿瘤医院刘真真教授团队针对HER2靶向药物SHR-A1811在HR+/HER2低表达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和安全性也进行了探索。目前，该研究的第一阶段治疗终点已经达到，正在筹备第二阶段的研究。这两项研究提示，无论是进口ADC药物还是国产ADC药物，在HR+/HER2低表达的早期患者中均展现出一定的临床潜力。
杨新华教授：ADC药物是目前乳腺癌治疗最有效的药物之一。大家都知道，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中，SG戈沙妥珠单抗、还有我们国产的四川科伦药业的芦康沙妥珠单抗都已获批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二线治疗。从这些ADC药物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中的疗效来看，它们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从这些药物在晚期三阴性乳腺癌中的疗效来看，我觉得ADC药物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中也有改变临床实践的这种潜力。
首先第一个是在新辅助治疗方面，ADC药物在新辅助治疗中有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疗效，有可能达到更高的pCR。我们从目前的临床研究Neo-STAR来看，SG用于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新辅助治疗，它的pCR率可以达到30%，客观反应率也达到了64%，体现了ADC药物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疗效。
第二个方面就是ADC药物同其它一些药物的联合，包括同免疫治疗的联合，有可能在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中取得一个更好的疗效。目前这方面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让我们拭目以待。
宋振川教授：谈及ADC药物这一“魔法子弹”，我们首先会想到乳腺癌领域第一个ADC药物T-DM1。KATHERINE研究提示，辅助治疗阶段使用T-DM1能显著降低乳腺癌复发或死亡风险。DB-05研究则进一步探索了T-DXd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的治疗前景，该研究纳入的是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pCR的高危患者，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T-DXd或T-DM1辅助治疗。我们期待DB-05研究的结果能挑战由T-DM1确立的辅助治疗标准。对于T-DXd是否能改写HER2阳性乳腺癌早期治疗的格局，我们充满期待。
在2024年SABCS大会上，李俊杰教授报道了SHR-A1811在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此外，DB-11也正在探索T-DXd在HER2阳性早期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中的应用潜力。我们期待这项研究能为临床提供一种低毒且高效的抗HER2新辅助治疗方案。
肖志教授：正如三位教授所说，ADC这一“魔法子弹”，在HER2+、HR+及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早期治疗领域都有一定潜力。感谢宋振川教授、张慧敏教授和杨新华教授凭借他们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们带来的前沿进展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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